华生：土地制度改革需要“具体化”

————专访新京报2013“中国青年经济学人”评委华生

新京报  2013-07-24 06:44

[摘要] 首先要正确地提出问题：土地制度改革是为了什么目的，是为谁服务的？

应构建财务平衡的财政

新京报：具体到设计这个制度，你有没有更具体的想法？

华生：其实就是要借鉴东亚模式中一些成功的经验，把我们的土地财政，将我们现在卖地挣钱的财政，变成一个财务平衡的财政。

财务平衡的财政是什么？是政府在城市化的征地过程中，不赚一分钱，也不用赔钱；这中间因为工业化、城市化土地的权益，分配到进城农民工和家属的头上，政府自己是财务平衡的。

这是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走过的道路，所以他们的农民工都进了城，都变成了市民，实现了城镇化和现代化的转型，这是上二战后少数成功的例子。

比如说征收土地的，将其转变成国民住宅等，解决基础设施问题，政府不赚钱。而我们现在，地方政府卖地挣钱盖政府自己的高楼，特权单位以保障房的名义建自己的福利房。

比如韩国，三四十年前和中国的情况是一模一样，他们也是做苦工、给人贴牌，现在再去韩国，你根本看不出是农二代，农三代，我前不久去韩国，看到在现代、三星、CJ上班的年轻人，以大学生居多，一问许多都是进城务工农民的后代。

如果不让农民工融入城市，农二代向上的空间被堵塞了，子女都是没有受到很好的留守儿童，中国社会今后还怎么升级发展？

从国家来看也是如此，想要内需、消费、产业升级，人的素质不升级，哪里有产业结构的升级？最后也都是空谈。

新京报：这个设计，也相当于将过去若干年地方的“征地，建开发区，卖地”的发展路径推倒重来了？

华生：沿着旧城镇化老路走下去死路一条。

现在地方政府负债累累，和农民的矛盾也越来越严重，而且房价一旦下跌，整个链条都面临崩溃，中国可能和美国次贷危机一样，出现大动荡。应当说，现在有越来越多体制内外的人都意识到了这个危机。

新京报：地方政府负债过高是不是也是一个阻碍，不少国外机构认为，地方政府也快技术性破产了。

华生：所以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我们装作看不见，等着泡沫破裂，出现动荡；另一种则是主动清理，就和当年中国银行债务一样。当年中国银行业也被国际上普遍称为“技术性破产”，认为要出大危机，但结果我们下决心清理，不是一样拯救过来了。

这就需要有全盘的计划和很大的决心，将引爆点全部拆除。地方政府债务也是这样。

如果现在设计的是财政平衡的新型城镇化道路，那就和原来对银行业的改造一样，对地方政府债务进行清点，建立新体制，消化原来的债务，比如用市政债等。

这个工作，清理地方政府债务、化解地方财政风险，避免金融危机，就和当年银行业改造一样，非做不可。

“技术性破产”不是问题，反而是压力，如果没有这个压力，还不会去做。如果我们提前化解它，我们就掌握了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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