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年内四提抑制资产泡沫 习近平再点房地产6问题

中财网  2016-12-22 07:36

[摘要] 媒体记者注意到，昨日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明确提出要“抑制房地产泡沫”。这是今年以来，中央第四次提及资产泡沫相关问题。

昨日(12月2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会议听取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十三五”规划纲要确定的165项重大工程项目进展情况的汇报，分别听取了国家能源局关于推进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浙江省关于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农业部关于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和资源化、民政部关于提高养老院服务质量、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规范住房租赁市场和抑制房地产泡沫、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关于加强食品安全监管等的汇报。

媒体记者注意到，昨日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明确提出要“抑制房地产泡沫”。这是今年以来，中央第四次提及资产泡沫相关问题。

此前三次分别为：7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抑制资产泡沫”，10月28日再次提及“注重抑制资产泡沫”。12月14日至16日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则在再次明确“着力防控资产泡沫”的同时，还提及要加快研究建立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既抑制房地产泡沫，又防止出现大起大落。

资产泡沫问题引关注

记者注意到，近期政策重心有向防风险、抑制资产泡沫倾斜的迹象，今年以来，中央已4次提及资产泡沫相关问题。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向媒体记者分析指出，“当前稳增长的压力稍微缓解，所以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应适度从稳增长向抑制房地产等行业泡沫方向调整。”

值得一提的是，前不久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综合运用金融、土地、财税、投资、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既抑制房地产泡沫，又防止出现大起大落。

而昨日的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则再次明确要“抑制房地产泡沫”。

瑞银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指出，近年来流向房地产和产能过剩的工业企业等非生产性部门的债务规模越来越大，导致资产 下降。

汪涛认为，房地产的风险点一方面体现在居民购房的杠杆率在提升；另一方面，一些房地产企业拿地积极，给了房地产市场一个非常强的高价拉升信号。

“价格攀升给居民购房造成恐慌心理，在此过程中会加剧对杠杆的依赖。除了正规的银行贷款之外，房产中介及其他影子银行信贷也积极为购房者提供信贷。虽然监管层禁止房地产开发商使用银行贷款缴纳土地出让金，但据一些媒体报道，开发商利用影子银行信贷、发债来支付土地出让金的情况可能较为普遍，因此需要适时推出有针对性的调控政策。”汪涛表示。

中央提出要规范租房市场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针对房地产市场，此次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明确提出，规范住房租赁市场和抑制房地产泡沫，是实现住有所居的重大民生工程。

不过，住房租赁市场现状似乎不容乐观。中国人民大学土地政策与制度研究中心主任叶剑平曾告诉媒体记者：“住房出售价格持续上涨，住房的投资性功能被放大，消费功能被弱化。部分企业和个人持有住房，坐等涨价，也不愿出租，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

中国房地产估价师与房地产经纪人学会秘书长柴强也向记者指出，发达国家租赁住房的比例一般占到40%~60%，购买和租赁在解决居民住房需求中同等重要，但是我国目前存在“重购轻租”的现象，住房自有率为80%~90%。

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在业内人士看来，与国内住房租赁市场不规范、承租人权益受损，以及相对于快速上涨的房价，租金偏低等因素导致国内住房租赁市场发展受阻等不无关联。

未来，上述现象或将有所改观。昨日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要求，要准确把握住房的居住属性，以满足新市民住房需求为主要出发点，以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为主要方向，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次需求，以政府为主提供基本保障，分类调控，地方为主，金融、财税、土地、市场监管等多策并举，形成长远的制度安排，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在柴强看来，目前房地产企业进入租赁市场的意愿还不是很足，对居民个人来说，仍然愿意买房，发展租赁市场，需要政府给予一定引导。

事实上，今年以来住房租赁市场曝光率不断上升，已引起高层重视。今年3月，“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首次进入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5月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又提出了包括鼓励个人依法出租自有住房、推行统一的租房合同示范文本等促进住房租赁市场发展的各种措施。

习近平主持中央财经会议 强调抑制房地产泡沫等6大问题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12月21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研究“十三五”规划纲要确定的165项重大工程项目进展解决好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等工作。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准确把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内涵，对实现个百年奋斗目标至关重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困，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

会议听取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十三五”规划纲要确定的165项重大工程项目进展情况的汇报，分别听取了国家能源局关于推进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浙江省关于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农业部关于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和资源化、民政部关于提高养老院服务质量、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规范住房租赁市场和抑制房地产泡沫、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关于加强食品安全监管等的汇报。领导小组成员进行了讨论。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保持经济增长速度、推动经济发展，根本还是要不断解决好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从解决好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出发推进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符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有利于创造新的增长点、提高长期增长潜力，而新的增长点就蕴含在解决好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当中。

习近平强调，推进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等6个问题，都是大事，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是重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推进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关系北方地区广大群众温暖过冬，关系雾霾天能不能减少，是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农村生活方式革命的重要内容。要按照企业为主、政府推动、居民可承受的方针，宜气则气，宜电则电，尽可能利用清洁能源，加快提高清洁供暖比重。

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关系13亿多人生活环境改善，关系垃圾能不能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要加快建立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垃圾处理系统，形成以法治为基础、政府推动、全民参与、城乡统筹、因地制宜的垃圾分类制度，努力提高垃圾分类制度覆盖范围。

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和资源化，关系6亿多农村居民生产生活环境，关系农村能源革命，关系能不能不断改善土壤地力、治理好农业面源污染，是一件利国利民利长远的大好事。要坚持政府支持、企业主体、市场化运作的方针，以沼气和生物天然气为主要处理方向，以就地就近用于农村能源和农用有机肥为主要使用方向，力争在“十三五”时期，基本解决大规模畜禽养殖场粪污处理和资源化问题。

提高养老院服务质量，关系2亿多老年人口特别是4000多万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的晚年幸福，也关系他们子女工作生活，是涉及人民生活质量的大事。要按照适应需要、质量优先、价格合理、多元供给的思路，尽快在养老院服务质量上有个明显改善，加快建立统一的服务质量标准和评价体系，加强养老机构服务质量监管，坚决依法依规从严惩处欺老、虐老行为。

规范住房租赁市场和抑制房地产泡沫，是实现住有所居的重大民生工程。要准确把握住房的居住属性，以满足新市民住房需求为主要出发点，以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为主要方向，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次需求，以政府为主提供基本保障，分类调控，地方为主，金融、财税、土地、市场监管等多策并举，形成长远的制度安排，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关系13亿多人“舌尖上的安全”，关系广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要严字当头，严谨标准、严格监管、严厉处罚、严肃问责，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来抓。要坚持源头严防、过程严管、风险严控，完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制，加强统一性、权威性。要从满足普遍需求出发，促进餐饮业提高安全质量。

习近平指出，统筹推进“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的重大工程项目落实，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补短板”的重要内容。补短板不是简单增加投资，而是切实从满足需要出发，增加有效供给。要加大脱贫攻坚力度，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增强创新能力，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力度，加快生态文明建设，补齐产业链条短板，加强基础设施薄弱环节。要统筹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工作，既去旧、又育新，既减少无效供给、又扩大有效供给。要把落实重大工程项目与推动改革、形成体制机制结合起来，坚持问题导向，有什么体制障碍就改什么。要正确区分政府职责和市场作用，凡是市场能做的政府要创造条件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支持各类市场主体以多种形式参与项目实施并获取。

调控房价需综合施策不能指望单一的房地产税

定调2017年经济工作，不久前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备受关注，其中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又是焦点。

外界注意到，在官方简短的新闻通稿中没有直接提到房地产税。但会议提出，“综合运用金融、土地、财税、投资、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部教授冯俏彬告诉财经记者，虽然此次会议没有明确提出房地产税，但里面提到促进房地产健康发展需要“财税”手段，其实就包含了房地产税。不要指望单一的房地产税就能降低房价，调控房价还需要结合土地供应、信贷资金等综合施策。

上海财经大学不动产研究所执行所长陈杰对财经记者分析，按照上述会议表述，“房地产税立法进程可能有所放缓。”陈杰说，房地产税的杀伤力比较大，现在房地产市场其实很微妙很脆弱，一有风吹草动容易引起很大震荡，因此中央对房地产税很谨慎。

冯俏彬透露，官方已经设计出几份房地产税草案，但对方案内容未形成共识。对于房地产税推出的时间，各方预期差别较大，但一致认为2017年不可能推出。中国人民银行参事盛松成18日在上海公开表示，房地产税设计复杂，估计5年内难推出。房地产税是此轮财税改革的重头戏，按照2020年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总目标，冯俏彬认为2020年左右可能推出房地产税。

抑房价不能单靠房地产税

房地产税立法在2013年被正式提出，当年11月份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提到完善税收制度时，首次谈到“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

目前我国与房地产相关的税种种类繁多，包括增值税、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城镇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契税、印花税和个人所得税。而房地产税与现行征收的房产税仅一字之差。

到底什么是房地产税？2014年时任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求是》撰文提到房地产税构想，总的方向是，在保障基本居住需求的基础上，对城乡个人住房和工商业房地产统筹考虑税收与收费等因素，合理设置建设、交易、保有环节税负，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使房地产税逐步成为地方财政持续稳定的收入来源。

冯俏彬告诉财经记者，现在居民在住房保有环节免税，房地产税将增加保有环节税负。

通过房地产税来对住房征税被视为调节房价的“利器”。

住建部原副部长仇保兴今年9月公开表示，影响整个房地产趋势的有两把剑，把剑是房地产税，第二把剑是房产的续期问题。而这两项政策的出台并非易事，其中夹杂着太多的敏感地带与利益博弈。

冯俏彬表示，学界对房地产税已经讨论了20多年，在房地产税控制房价方面基本达成共识，即房地产税能在调控房价上起到一定作用，它的目的是增加持房者保有成本，会一定程度上改变购房者预期，持有多套房的税负难以承受时，会选择卖掉。2013年大家预期房地产税即将出台，那时候房价就很平稳。但是房地产税不可能对房价调控起到决定性作用，不是“定海神针”，房地产税必须结合土地供应、货币政策等综合施策，才能真正调控房价。

单一房地产税通过增加居民持房成本并不能控制房价。一个明证就是上海试点了4年居民住房征收房产税，但房价调控效果几乎可以忽略。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告诉财经记者，在当前卖方市场下，房地产税推出不大可能降低房价。

“由于房地产税是保有环节征税，而非交易环节，因此卖家不容易将税负转嫁给买家。”冯俏彬称。

房地产税草案已有

房地产税立法得到重视，目前内部已经有立法草案，尚未正式向公众征求意见，立法进度低于预期。

2015年8月，房地产税正式列入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房地产税还在2015年和2016年被列入人大常委会当年立法工作计划，属于立法预备项目。

今年两会上，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刘修文透露，房地产税法由预算工作委员会和财政部牵头研究，调整后的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已将房地产税法列入类的立法项目。

“目前我们正在按照立法规划和立法工作计划的有关要求，对房地产税改革与立法当中的重点、难点问题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论证，同时做好起草草案等相关工作。”刘修文当时表示，待草案比较成熟，并综合考虑各个方面的因素后，适时提请人大常委会审议。

7月2日，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郝如玉在第十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论坛上表示，目前房地产税仍在起草过程之中，操作难度很大。

10月11日，北京大学财经法研究中心主任刘剑文表示，“目前草案已经有了，到了下决心的时候，要走人大的三审制程序，还要有征求意见，如果明年能够提交人大审议，就已经很快了。”

冯俏彬告诉财经记者，从目前了解情况来看，房地产税法草案有好几个版本，但没形成共识，在房地产税面积抵扣等细节问题上存在不同意见。未来房地产税草案公布还需要根据方案可接受程度、时机、征管能力等做出一个政治权衡。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认为，目前立法进度与原来计划时间表已经不匹配。贾康此前乐观预计2017年房地产税可以完成立法，但截至目前房地产税草案还未征求公众意见，也未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

盛松成对房地产税推出比较悲观，认为目前对房地产税征税目的等都有争议，5年内不大可能推出来。

房地产税是此轮财税体制改革中重要一环，按照此前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要求，2016年基本完成重点工作和任务，2020年基本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冯俏彬认为，2020年左右房地产税可能正式推出。

税制细节引关注

作为一个新税种，未来房地产税纳税人、征税范围、税率、免征或减征等具体细节受到外界关注，一些学者也有不少建议。

目前与房地产相关税种繁杂，交叉征税和税率不合理问题比较突出。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汪利娜认为，在保有环节开征房地产税不是简单的增加税种和税负，还要做减法，以改变开发、交易和保有环节税种重叠、税负不合理的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倪红日曾表示，房地产税改革要把现有的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合并起来。

中国住房情况较为复杂，按产权性质大体可分为：央产、军产、单位产权和私有产权房；按取得和交易的方式可进一步细分：原有私房、房改房、商品房、经济适用房、安居房、限价房、自住商品房和共有产权房等。未来征税对象如何确定将是一大难题。

从房地产税征税税基来看，学界有原价值、租金、量和市场价值计征等多种主张。

上海财经大学朱为群教授表示，房地产税作为一种财产税，是按照房地产的价值作为计税依据的。从税收公平角度去看，未来房地产税计税依据将是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目前上海房产税计税依据是按照住房市场交易价格的70%来征收的。

业内普遍认为，未来房地产税施行后，对房屋价值的评估将成为难题之一。

房地产税税率如何确定，也是大众为关心的一大问题。目前上海和重庆的试点可以参考，上海实行0.4%~0.6%的差别化税率，重庆房产税为0.5%~1.2%。

汪利娜认为，国外房地产税多实行比例税率，税率从0.3%~3%不等。中国的房地产税正处在起步阶段，税收法定和预算管理制度不健全、依法纳税观念淡薄，要以调节财富和消费差距为目的，选择一个公正公平的优税率，而不是简单考虑财政收入，“取之有度”，制定合理税率，是确保房地产税推进的关键。

目前多数专家认为，房地产税开征后应该设计免征范围，只针对超出个人基本住房需求以上的部分征税。

关于免征范围，目前市场上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类观点支持免税标准按人均居住面积，比如上海试点房产税按照人均免税住房面积为60平方米。另一类观点认为免税标准应按照房屋价值确定免征额，因为不同地区相同居住面积的价值可能相差很大，按照人均居住面积免税，就会有利于高价房主而不利于低价房主。

个人房贷成监管重点 区别对待自住和投机购房

分析人士认为，未来或对自住型购房出台一定的优惠政策，对二套和二套以上住房出台一些“惩罚性”措施。

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12月16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要在宏观上管住货币，微观信贷政策要支持合理自住购房，严格限制信贷流向投资投机性购房。

中国银行首席研究员宗良对媒体记者表示，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房地产定位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指明房地产本身应以民生和保障为主。今年以来，个人住房贷款占新增贷款比重过大，与总体货币供应量较为宽松有关。会议要求为明年的房地产信贷指明了方向，在总体货币供应或适度趋紧的背景下，下一步将采取措施将个人住房贷款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在满足合理住房需求的同时，严控和打击投机和投资行为。

今年以来，房地产调控措施取得了初步成果，然而，房地产市场也出现了一定波动。部分一二线热点城市房价一度迅猛上涨，专家指出其背后与巨额资金涌入楼市直接相关，与货币、信贷政策的宽松有直接关系。为此，今年10月份多地密集出台了一系列限贷政策，即以提高二套房首付比例和非普通性住宅首付比例为主，旨在打压投机行为。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会议明确了住房的定位，这一说法十分重要。未来或对自住型购房出台一定的优惠政策，包括利率和税收过程中的优惠抵扣等，但对于二套和二套以上的住房，也会出台一些“惩罚性”的措施，包括首付和贷款利率的上调等。另外，虽然此次未提及房产税等相关内容，但是，会议内容也提及要建立房地产的长效机制，这其中就包涵了房地产税这部分内容。同时，今年个人住房贷款上涨过快，相信在明年将成为调控重点，预计个人住房贷款在明年将进一步下滑。

中国大多数城市将进去库存时代 资产管理或是下一轮机会

存量房时代，资产管理成为行业热点。在“2016中国房地产资产管理生态链大会”上，业内人士认为，前一轮房地产的机会已被少数企业、少数城市垄断，中国大多数城市未来都将陷入去库存、微利润的时代，资产管理或是中国房地产下一轮真正的机会。特别是中国的存量资产或囤积了巨大的市场，尤为值得关注。资本、资产和资产经营者生成的新生态链将是未来城市面临的主要产业。

业内权威人士指出，从商品住宅销售金额排行榜来看，前十位中，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都出现了。上海前10月商品住宅销售金额已经超过5000亿，位居；其次是北京，销售金额达到3700亿；广州和深圳分别位列第七和第八。其中，广州加佛山的销售金额是4000亿，已经超过北京了；深圳加东莞和惠州也是4000亿；北京加环北京的销售金额为5000亿。“商品住宅销售金额今年到年末大概是10万亿，北上广深四个城市及周边全部加在一起到年末可能是两万亿，两万亿的市场集中度是20%，比企业要高。”丁祖昱说，中国房地产未来发展就是这十几个城市，前4个占了20%，前12个城市占整个中国房地产市场容量的50%。

“今天房地产企业前三强恒大、万科和碧桂园的销售额达到1.1万亿，市场集中度是11%。”专家说，这3个企业都报了1万亿的目标，3年有可能完成，如果真达到了，3家企业就占整个中国房地产市场的30%，到那时，1000亿才是主流房企的门槛，差不多会有20个房企在1000亿以上，那么前20强房企有可能占整个中国房地产总容量的50%。

专家认为，以后还做房地产开发没有道理了，因为20强垄断了50%的市场，12个城市占总容量的50%。前一轮的机会被少数企业垄断了，被少数城市垄断了，中国大多数城市未来都将陷入到去库存、微利润的时代，资产管理也许是中国房地产下一轮真正的机会。

“今天能够做资产管理的是房价高的城市，在上海、深圳和北京，广州、杭州也勉强可以做。如果没有溢价空间的话，资产管理是压力很大的。回过头来看，假设能够在上海、深圳和北京布局，今天多留一些资产的话，可能比卖资产效果更好。过去5年你只要不卖房放到今天你就是中国首富，这就是资产管理。”丁祖昱说。

优客工厂、共享际创始人毛大庆也认为，传统房地产的玩法实在玩不下去就不玩了，不玩了不代表这个行业没得玩了，而是这个行业又开始了，脱胎才能换骨，可能这是一个大的金矿。

“当前房地产市场面临的是一个房地产量变到质变的问题，是一个从销售红利变成向服务要利的过程，是一个大都市圈的过程，存量资产是大家必须关注的问题。”毛大庆说，过去20多年房地产急速发展，给中国积累了156万亿的存量资产，这些存量资产里面可以挖掘的未来不动产的价值是海量的，相信如果中国实体经济能够复苏，中国存量资产的春天早晚会到来，这里面囤积了一个巨大的市场。未来用什么内容、怎样经营、用什么模式来填充这些已经盖好的房子，让其变得更有价值？资本、资产和资产经营者会生成一个新的生态链，这是未来城市将面临的非常主要的产业面。

高和资本董事长苏鑫也认为，在现有的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下，房地产行业高利润、高杠杆、高周转的传统开发模式不可持续，房地产下一场可能是服务业的模式。

专家：房地产问题未解反更严重库存 没去只是转移了

2016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平稳，出现了“双重向好”的新格局：新结构、新经济、新动能在加速形成，传统产业调整在深化。我国经济出现的“双重向好”，并不意味着经济将会出现V型反转，明显回升。我们认为，这次宏观经济企稳向好带有明显的内在性，而止跌回稳是初步的，基础仍不牢固，仍存在反复的可能性。

要充分认识到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突出矛盾和问题。主要是：房地产调整明显延后，对未来一段经济增长形成压力；工业经济调整进入由量向质转变的新阶段，仍面临多重结构性难题；服务业发展和创新发展等新发展仍面临较大的体制机制障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国际金融风险仍未有效释放。

2017年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推进下，我国宏观经济平稳增长可期。在政策取向上，须坚持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思路，在宏观调控政策和改革政策之间形成叠加效应，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取得重大突破，为长期发展注入新动力。

我国宏观经济出现新的积极变化

今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呈现如下特点：

1．工业与投资联动效应明显

今年年初，我国宏观经济继续有所下行。一季度GDP增长6.7%，比上年四季度回落0.1个百分点。主要是工业增长继续放慢，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比上年同期回落0.4个百分点，为多年来的季度低点。而工业增速的持续放慢与传统产业调整加深，特别是市场和政府双重作用下的“去产能”加快有关。

进入下半年，工业增长企稳、民间投资有所反弹，总投资也企稳回升。工业增长企稳与物价形势的积极变化（PPI跌幅年初大幅收窄，9月份摆脱长达4年多的负增长转向正增长，使相关企业盈利改善，投资意愿增强）。同时政府采取措施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使民间投资自9月份开始止跌回升，前11个月累计民间投资同比增长3.1%，比1-7月份的低点回升1个百分点。民间投资的回升带动了整体投资增长的反弹。

2．政府积极支撑避免了总投资的大幅下降

与民间投资明显下滑相对应的是，2016年年初以来，政府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在明显回升，较大程度上抵消了来自民间投资增长下滑的影响。

首先，政府主导的投资有所加快。主要表现为：基础设施投资加快。1-11月累计，完成基础设施投资（不含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同比增长18.9%，比同期全部投资增速快10.6个百分点。从资金来源看，国家预算内资金增长较快，前10个月同比增长16.5%，上半年增长更快，高达21.8%。反映政府主导的投资加快的还有就是国有控股投资再现高增长。1-11月累计，完成国有控股投资19.1万亿，同比增长20.2%，比上年同期加快8.5个百分点。

其次，房地产投资增长迅速反弹。在各种利好政策的刺激下，房地产销售明显回暖，导致房地产投资稳定回升。1-11月累计，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6.5%，比上年同期加快4.2个百分点。据测算，房地产投资回升对总投资的贡献超过了1个百分点，对GDP的贡献在0.4个百分点以上。

3．消费增长与物价增长“双稳定”

我国经济正在由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转换，这是我国经济向中高端迈进的必然趋势。2016年以来，消费需求继续稳定增长。1-11月累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4%，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9.7%。1-10月份，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26.2%。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25.7%，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12.7%。

与消费平稳增长相对应的，我国物价总水平继续保持稳定，既没有出现明显通胀，也没有明显的通货紧缩压力。1-11月累计，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增长2.0%，比上半年微降0.1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提高0.6个百分点，通缩的隐忧逐步消失。物价总水平稳定的基础是食品和粮食价格的稳定。1-11月份，食品烟酒类价格同比增长3.9%，属于合理范围。其中粮食价格同比仅增长0.5%，这是因为连续多年粮食丰收，库存充足，国际粮食价格也相当稳定所致。食品烟酒类价格回升主要是由于蔬菜、猪肉价格上涨较快，而其他多数食品价格趋于稳定。

4．就业在总体平稳中呈现分化走势

就业稳定向好是本轮经济调整的大亮点。今年年初，在经济增长继续有所放慢以及钢铁、煤炭等传统工业加快去产能的形势下，就业压力一度有所加大，特别是国有企业的隐性失业问题显现，但在二季度后明显趋稳。据人社部数据，前三季度，城镇新增就业1067万，提前一个季度超额完成了全年预期目标任务。而国家统计局的31个大城市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也一直保持稳定，多数月份处于5%-5.1%。在经济下行压力的情况下，就业继续稳定向好，既有经济规模效应、产业升级效应的重要贡献，也体现了宏观政策的积极支持效应。

但像产业分化一样，今年以来就业结构分化特征也十分明显。一方面，随着传统制造业的持续调整和去产能力度的加大，投资和就业面临较大压力。民间投资的大幅回落及国企去产能中的职工分流对就业形成了较大压力。另一方面，产业升级和“双创发展”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除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快速增长对就业形成较强支撑外，网上购物这一新业态的快速发展也创造了许多新就业机会。目前我国快递员数量超过200万，而两年前仅90万人。1-9月份，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和收入同比分别增长54.0%和43.9%，比去年同期分别加快8.0个和10.7个百分点。

5.PPI由负转正是经济运行一大亮点

2016年在CPI增幅温和回升的同时，P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增长则出现了反转性变化，PPI在三季度未终于结束了持续四年多的负增长，进入快速回升轨道。一季度PPI同比下降4.8%，比上年全年和上年四季度分别收窄0.4个和1.1个百分点，二季度PPI同比下降2.9%，比一季度大幅收窄1.9个百分点。其中钢铁、煤炭和有色金属的价格都出现了较大程度的环比上涨，这有效地改善了一些生产资料生产企业的效益。从一季度PPI降幅有所收窄，到二季度PPI降幅的大幅收窄，再到三季度末的转负为正，并持续回升，这意味着传统产业调整已取得积极成效，特别是减产量、去产能的积极效果初现，这是经济出现内在性向好的重要表现。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对2016年中国经济运行作出以下判断：我国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出现了“双重向好”的新格局：新结构、新经济、新动能在加速形成，传统产业调整基本到位。

新结构、新经济、新动能既包括服务业占比不断上升、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提高，也包括新产业、新业态快速发展，还包括消费升级及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断增强。

传统产业调整基本到位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工业增长调整基本到位。既表现为工业生产的止跌回升，也表现为工业投资降至低点并有所回升。二是PPI增长由负转正。在市场和政府力量的同时推进下，我国去产能取得了积极成效，其重要标志就是PPI结束了持续4年多的负增长，开始出现全面回升。

当前宏观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我国经济出现的积极变化并不意味着经济将出现V型反转、出现明显回升。从结构分析可知，这次我国宏观经济的企稳向好带有明显的内在性，但止跌回稳仍是初步的，基础仍然不牢，仍存在反复的可能性。而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仍存在这样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

1．房地产调整明显延后，对未来经济增长形成压力

我国房地产发展一直存在一些不健康、不理性的因素，致使房地产泡沫不断增大。这次也不例外。由于房地产政策调整，今年房地产销售量再次出现暴增，并伴随一、二线城市房价暴涨。数据显示，1-11月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分别增长24.3%和37.5%，其中住宅增长还要高些，分别增长24.5%和39.3%。这一涨幅远超2013年的快速增长，仅低于2009年暴涨。

我们认为，现在的房地产问题不是缓解了，而是更严重了。

首先，这与政策的预期目标相背离。这次房地产政策放松，主要是想消化三、四线过量的库存，结果却是一、二线城市房地产量价齐升，一线城市房价暴涨40%以上，房价越暴涨，销售越好，这与消化库存、解决房地产问题的初衷相违背，去库存一定是降价销售，而我们的做法是抬价去库存。这样的去库存肯定是不真实的。

我们调研发现，在一、二线城市购房者多数是有房的人，买了二套又买第三套，明显是投资投机性购买，投资性需求的特点就是房价越涨越买，而刚需的特点是对价格相对不敏感，这些巨额的成交量，多是投资性需求，还有一些是年轻人恐慌性需求的释放。房地产的库存是巨大的，特别是三、四线城市库存量巨大。而房地产库存并不就是当期库存，住房是存续期长的耐用消费品，可以存续几十年、上百年，当很大比例用于投资需求时，库存实际就是总体存量的空置率。当存在较大的当期销售库存时，如果卖给无房者，就是消化库存，但如果是卖给有房者，特别是卖给多套住房者，只是发生库存的转移，并不减少库存，这只是由房地产商的库存转为投资者的库存而已。

其次，资金更多地向房地产集中，不仅提高了房地产泡沫化程度，加剧未来的金融风险，而且严重影响了实体经济发展。资金过度向房地产流动，必然导致实体经济资金不足，2016年1-11月累计，固定资产投资到位资金总额为548462亿元，同比仅增长5.4%，净增资金28317亿元，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实际到位资金为129484亿元，增长15.0%，新增资金17922亿元，占全部投资到位净增资金的63.3%，即投资到位新增资金中的一半多流向了房地产。资金流的严重偏移，对实体经济产生巨大的“挤出效应”，应引起高度重视。

再次，不利于“双创”政策和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房地产泡沫对创业热情高涨的年轻人影响大。房价过高既加剧了他们的住房负担，也影响了他们的创业创新激情，使许多人滋生浮躁、投机心理，不利于创新创业活动有序开展。

对房地产泡沫化问题要高度重视，因为这个问题不仅事关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更严重的是它会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负担越来越重。自房地产市场建立以来，我国房地产已经过三次调整，但每次调整都不到位，这意味着未来房地产调整的压力会更大。前面分析中讲到，我国传统经济特别是工业经济调整基本到位，但传统经济中房地产经济则是每次调整都是更大的上升的“中继形态”。房地产不调整，中国经济便不可能终调整到位。我们认为，这次房地产的暴涨可能对明后年的经济增长产生新的压力，从而拉动经济再度下行。

2．工业经济调整进入由量向质转变，面临多重结构性难题

从2016年的工业发展看，工业经济的速度调整基本到位，进一步下行的空间有限，但提质增效空间才刚刚打开，工业调整升级仍需要较长时间，面临不少结构升级难题。工业调整的关键是促进工业升级和形成创新驱动的机制，否则，传统产业回升的基础将不牢，也就不能真正的形成“双引擎”，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首先，产能过剩问题依然突出，且这次产能过剩的性质与以前不同，就传统行业来讲，不是周期性相对过剩，而是过剩，必须坚定地“去产能”，在去产能问题上不能“半途而废”。以钢铁行业为例，我国人均粗钢消费量已超过600公斤，而发达国家在人均500公斤左右就出现产量峰值，之后较长时间内产量增长将基本停止。而目前我国的钢铁产能过剩达30%以上。

从市场行为看，在去产能问题上“摇摆”是自然的，这是源于市场的“短视行为”。煤炭、钢铁价格大幅上涨，在市场竞争充分的情况下，会诱发产量增长，甚至出现误判，认为钢铁、煤炭产能过剩不严重，还有上升空间，或者仅把这次产能过剩当作周期性的相对过剩，这样就会再次出现生产过剩，导致“去产能”过程延迟。从这种意义上讲，PPI回升的基础不牢，产能过剩问题不能根本解决，回升了又可能再下降。关键是政府在“去产能”上要更具战略性、前瞻性，不能受“受市场短期行为或结果”的干扰。

其次，工业、农业去产能中仍有不少亟须解决的难题。如加快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玉米巨量库存，不仅要改革粮食储备制度，而且要避免农民的利益受损，必须改变补贴方式和调整相关的配套政策，这些都需要花成本、花时间。

再次，去产能中职工分流安置不到位，使得隐性失业问题依然突出。在调研中我们了解到，对于去产能中职工分流安置问题，很多地方选择了内部退养和放假或短期轮岗息工等方式，而较少采取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方式。这主要是因为职工内退所获明显高于解除劳动合同。这不仅使企业分流职工的成本高企，影响企业的长期发展，而且隐性失业问题也没有根本解决，只不过由一种“隐性方式”转为另一种“隐性方式”，这对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仍然是一个重大障碍。

3．服务业发展和创新发展面临较大的体制机制障碍

服务业不仅是经济调整期就业的“蓄水池”，而且也是新常态下产业升级、提高制造业和整体经济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5%，尽管比GDP和工业的增速快，但相对前两年有所回落。主要原因是服务业发展还面临较多的体制性或政策性障碍，潜力远没有发挥出来。

首先，对服务业的重视一直不如工业。

其次，一些体制性因素制约了服务业的发展。如营改增之前，普遍对服务业征收营业税，使得服务业税负较重。5月份开始全面推开的营改增改革开始改变这一局面。但全面推进营改增改革，仍面临许多技术和机制问题，需要加快深化改革来解决。

再次，服务业中一大块是公共服务业，对这些产业管制过多，对内对外开放均不够，影响了供给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国家高度重视创新发展，极力鼓励“双创”和推进创新驱动战略，但相应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完善、风险投资不规范、科技创新的激励机制落实不到位等，仍阻碍着创新发展“大气候”的形成，致使新动能发展仍显不足。

4．世界经济复苏依然乏力，国际金融风险仍未有效释放

此次源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金融危机，是50年一遇的大危机，其带来的全球经济调整远没有结束。为了应对金融危机造成过大的冲击，避免出现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70年代的危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普遍采取了两种应对措施：一是大幅放松货币政策，如零利率政策和量化宽松政策；二是政府强力干预，如美国对汽车、“两房”及投行采取少见的保护性政策，欧洲提出不让一家大银行破产。

这样的政策可以避免过大的危机冲击，但却带来一个明显的后遗症：危机的影响拉长，短痛转为长痛。这就是世界经济复苏为什么乏力的重要原因。其中大的问题就是：零利率（欧洲走得更远，出现了名义负利率）意味着货币的价格严重扭曲，使得经济结构调整缺乏有效的价格杠杆引导，全球资源重新配置陷入紊乱。因此，全球结构失衡问题难以得到根本解决。当务之急，就是让利率正常化，恢复货币政策的基本功能。否则，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将会持续，市场总是无法“出清”，风险和错误被掩盖，被累积，可能酝酿另一场大的金融市场波动。

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背后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贸易和投资的保护主义采取变相的方式大行其道。从政策上讲，再工业化是其典型代表；从后果看，全球贸易增速持续多年低于全球经济增速，到2016年底，全球已持续五年出现贸易增速明显低于经济增速的情况，这一现象不仅违背了全球化的大方向、大趋势，而且意味着各国都在向内而不是向外来拓展发展空间，这严重影响全球资源配置效率。成本上升、结构扭曲，世界市场变小，这样与开放发展相悖的现象，正是全球经济长期低迷不振的又一原因，全球经济低迷，且结构扭曲，必然导致全球各种乱象（政治、经济、社会）层出不穷。

2017年宏观经济趋势与政策取向

解决经济新常态下各种难题和挑战，必须长短结合，综合实施。关键是坚持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思路。2017年既要继续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更要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取得重大突破，为长期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1．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关键抓手，深入推动“三去一降一补”，着力解决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难题

在生产资料价格回升、企业效益改善的情况下，千万不能放松结构调整的重任。特别是在“三去一降一补”上要尽快取得重大进展。我国经济结构问题主要集中反映在产能过剩、库存过大、杠杆偏高、成本高企、补板约束等方面，这是结构性调整的着力点所在。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有利的一个因素就是就业稳定，就业容量不断扩大，因而使得结构调整，特别是淘汰落后产能对经济发展的冲击较小。应借此有利条件，加大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力度，同时继续降低制度性成本和修补各种发展短板。

为此建议，国企职工分流安置上步子可迈得更大一些，即更多地鼓励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方式。根据对我国新常态下就业的现状和趋势分析，去产能力度加大不会导致社会整体失业率的大幅上升，但要高度重视善后工作，特别是对职工的利益补偿要更加注重公平、更多体现人文关怀。

2．加快推进国企、财税、金融、社保等基础性关键性改革，更好地发挥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

我国改革正处于深水区，涉及重大的利益结构调整。这些重大利益结构调整的领域既是基础性的也是关键性的，如国企、财税、金融、社保等，这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难的地方。2017年是“十三五”规划实施的第二年，培育新的发展动能时不我待，传统经济转型也时不我待，必须下决心，在基础性关键性领域取得突破。

要着力深化国企改革，打破行政垄断，这是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条件。要加快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资源品价格改革和公共产品定价机制改革等，大化地减少市场的价格扭曲，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营改增的全面实施，意味着我国税收制度改革迈出了重要一步，但营改增改革不是财税体制改革的终点。相反，它是一个新的起点，随着营改增的全面推进，正在倒逼财税领域的深化改革，如深化分税制改革，完善分税体制；培育新的地方主导税种；研究设计征收遗产税。同时，要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和商事制度改革，还权于民，还权于社会，还权于市场。

3．破除各种体制机制障碍，促进服务业和新兴产业快速发展

服务业是我国管制较多的行业，而提高服务业的比重、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也是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内容。服务业的发展对改善人民生活、提高生产质量及稳定就业、扩大消费等均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当前形势下，稳就业、提高就业容量，可明显拓展结构性改革的空间，为未来的发展增添更强的动力。

首先，稳就业要多在增量上做文章，各地方要把促进服务业增长、提升服务业质量放在经济工作的重要位置。其次，着力消除抑制服务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要加快改进服务业统计，可借全面实施营改增改革之机，规范服务业统计标准体系，细分行业，将服务业按增值链分工统计，这对促进服务业分工发展、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都具有重要意义。要着力推进服务业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和大幅放松公共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同时，消除现存的各种歧视性政策，为服务业创造更加宽松的宏观环境。

4．坚决抑制房地产泡沫化，建立房地产健康发展长效机制

关键是切实落实“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基本定位，使房地产发展回归理性。主要的政策选项有：一是各级政府要积极引导房价增长预期。在房地产调控上，一些地方政府存在“顺周期”倾向，特别是对一些利益集团借机炒作、“火上浇油”视而不见，对此，要加强信息引导和对违规违法行为的惩治力度，合理引导预期。二是要持续坚定的抑制住房投机性需求。对二套以上住房的购买政策不能时而过紧，时而又过松，对此有必要进行清理、规范。同时，加强对房地产信贷总闸门的控制。三是加快房地产税改革，建立房地产稳定发展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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