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给你补充一句:穷也穷不过三代. 读中国人为什么“富不过三代”?--兼谈民营企业接班人问题不久前,有一家著名的律师楼,请我为一宗民事诉讼案作所谓专家证人,或文化背景证人。本案涉及到祖孙三代并夹杂着嫡系和庶出的财产纠纷,这就引出了中国传统的分家与诸子均产的问题。我发现,涉案的这个大家族正趋于没落,似乎应验了人们常说的“富不过三代”的魔咒。 在中国历史上,为什么这个魔咒总是得到应验?原因诸多,如政治 展开
我想给你补充一句:穷也穷不过三代. 读中国人为什么“富不过三代”?--兼谈民营企业接班人问题不久前,有一家著名的律师楼,请我为一宗民事诉讼案作所谓专家证人,或文化背景证人。本案涉及到祖孙三代并夹杂着嫡系和庶出的财产纠纷,这就引出了中国传统的分家与诸子均产的问题。我发现,涉案的这个大家族正趋于没落,似乎应验了人们常说的“富不过三代”的魔咒。 在中国历史上,为什么这个魔咒总是得到应验?原因诸多,如政治变迁,子弟败家等,但最主要在于传统的分家习俗。在对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研究中,人们忽略了一个基础性的因素:在古代社会相同的历史阶段上,西欧和日本实行家产的长子继承制,而在中国则通行诸子均产为主干继承方式。俗话说:“树大分杈,儿大分家。”每一个家庭发展到一定时期就会产生分家。家庭本身就由婚姻--生育--聚产--分家(继承)等多环节构成的动态链接。有学者根据清代徽州分家案例的研究,认为“分家”是下一轮家庭循环周期的起点,但也是走向进一步衰败的开端。 “富不过三代”魔咒的真正奥秘就在于上述所谓诸子均产的继承模式。这种数千年的习俗决定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家庭,上至名门望族,下至平头百姓,其财产永远深陷于“分散—积累—分散”,即某种聚与分、联与断、兴与衰、生与亡的悲情循环过程,而从来无法形成一个生生不息的积累和扩张机制[古代提倡多子多福,简单的说:平均1个生4个吧,第2代就16个,第三代就64个;花销是一代比一代好,但收入却一代不如一代,能不由富转贫?]。在所有儿子平均分产的习惯下,很难真正发家致富。为数很少的家庭从其不断扩大田地占有量来说,似乎是在进行着积累,但随着下一代的长成又不可避免地分割着积累起来的田产。这就很难像西欧那样为资本的原始积累提供历史前提。 《礼记?内侧》就这样谈到:“子妇无私货、无私蓄、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司马迁在《史记:商君传》中也记载,商鞅在变法中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令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这说明,在战国时期就对诸子均产有了某种法律原则的规定。汉朝时,“诸子均产”的继承模式得到较为清晰的界定。到了唐代,这种界定更加明确,如《唐律疏义?户婚上》提及:“同居应分不平均着,计所侵坐赃论,减三等。疏义曰,谁户令应分田宅财物者,兄弟均分……违此令者是为不均平。”后来,《大清律例》卷八中着重指出:“嫡庶子男,除有官荫袭封先尽嫡长子孙。其家财田产,不问妻妾婢生,止以子数均分。奸生之子依子与半分。” 在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度下,存在着两种继承,一种是政治继承,如爵位与某种荣誉称号的继承;另一种是财产继承。当然,前者只涉及极少数皇家贵族和某些大官宦世家,与大多数平民毫不相干;而后者则关联到所有芸芸众生的切身利益。根据习俗,若家长仍健在或未分家以前,一家人共吃大锅饭,贯彻由家长掌控支配权的“全家所有制”,即除大家长外,原则上任何个人不能拥有财产,而子孙不能“别藉异财”或“私擅用财。”分家时,财产按兄弟的人头平均分配,其中如有已成婚而死之者由其子代为继承。未婚兄弟在继承份额之外,还可以得到一部分准备将来娶妻的聘财。在妻妾制的家庭当中,由于中国的传统是父系继承。因而,无论是妾所生儿子,还是婢女或非婚生子,都有继承父亲财产的权力。但在继承数量上因各自名分有所不同。 从道德意义上说,中国古代的观念是拒绝男女间的非法性关系的,但对私生子却比基督教国家要宽容得多。在元朝,财产是这样分配的:(1)妻的儿子们得40%;(2)妾的儿子们得30%;(3)侍女的儿子们或私生子们得10%。到了明清,妻、妾和侍女的儿子们在原则上可得相同比例,但私生子却只能得到正出儿子的一半。如此人没有其他儿子,私生子才可与其他继子一样均分财产。如此人没有其他继子,则私生子可享有全部财产继承权。这种习俗也反映了人们对于正式婚姻的肯定与重视。在大家庭中,儿媳从娘家所带的财产,如嫁妆,是不能混入全家的遗产中进行分配的,应归入丈夫的名下,但不能有其他私蓄。寡妻和寡妾如果没有儿子代父位继承者,可以代承夫份。但条件是不能改嫁。如果事后改嫁,所分遗产既不能带走也不得转卖,应归还夫家,由原来的继承人再进行平均分配。无论是习俗还是法律,女儿均没有家产继承权,因为在中国婚嫁习俗中,她一旦嫁出便成了夫家的人,自 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