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藏经版在被移至智化寺前,存放在那座寺庙里?

乾隆后期迁入柏林寺存放，由僧录司和柏林寺住持共负保护之责，仍由内务府监督，得到了妥善的保存。 乾隆大藏经又称清藏，是清代唯一也是中国最后一次官刻汉文大藏经。因奉雍正皇帝御旨而雕刻，每卷首页又均有雕龙万岁牌，故又名龙藏。该藏始刻于雍正十一年（1733年），完成于乾隆三年（1738年），历时五年之久。全部经板均选用上好的梨木雕造，正反两面均雕有文字，刻工精细，刀法洗炼，字体浑厚端秀。每函经的第一册扉页有释迦说法图、万岁牌，最末一册尾页有护法的韦驮，以白描手法雕刻了庄严而又生动的画面，代表了当时版画艺术的高度造诣。经板雕造完工后曾印刷一百部经书，分赐全国各大寺院。此外还有少量刷印，累计总数约150至200部。由于印刷量极少，至今经板字口锋棱俱在，完整如新。世界上只有两部汉文大藏经板（另一部在韩国），龙藏是保存到今的一部，在世界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自汉至隋唐，各代高僧翻译了大量佛典，都靠写本流传。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我国古代大藏经从宋代开宝年间进入了雕刻印刷时代。佛教经典称“藏”，始于唐代。“藏”是“容纳收藏”之意，所谓“大藏”就是把一切经典汇集在一起的意思。简言之，就是佛学大丛书。“大藏经”系佛教文化的经典之作，以“经、律、论”三部分为主要内容，涉及哲学、文学、历史、民族、语言、天文、历算、医药、建筑等诸多领域，卷帙浩繁，堪称 “百科全书”。 我国古代公私雕刻大藏经有数次，现存有不同朝代、多种文字的大藏经。乾隆大藏经是我国汉文大藏经中最后一部官方雕印本，规格在历代汉文“大藏经”中最为豪华：其开本大、纸质精、字迹大而清晰，装潢讲究。它还是历代汉文大藏经中卷册数量最多的一部。清藏的分类，仍沿用惯例，用千字文编次，自天字起至机字止，共724字，每字为一函，每函十卷，计7240卷。正藏部分，分为经、律、论三藏，有大小乘之分别。续藏部分分为西土、中土两部分论述，收集了元、明、清三朝著名高僧以及佛学研究的著作，很多为史书所不载的史料，多可从这里探源溯流找到答案。 龙藏经板的雕造是一项浩繁的工程，当时设立了刻藏的组织机构 “藏经馆”。据《大清三藏圣教目录》卷五附载的“总理藏经馆事务”名录可知，藏经馆由校阅官、监督、监造、总率、带领分析语录、带领校阅藏经、分领校阅、校阅官员和僧人共133人组成。此外，还招募了刻字匠、刷印匠、木匠、折配匠、界画匠、合背匠等800余人。因所需梨木数量巨大，经板置办实非易事，监察御史提出拼合经板也可用的变通办法。负责总理藏经馆事务的庄亲王、和亲王采纳了刻字匠们的意见，坚持不使用拼合及肿节、潮湿之板材。龙藏经板之所以能够完好地留存至今，是与他们分不开的。此外，板片四周还披麻挂灰，以利经板的保存。 清代以前历代雕刻的经板，多毁于兵火，只有龙藏经板基本完整的保留下来，成为稀世之宝。经板初为７９０３６块，在乾隆年间，因不遂帝王之意，曾遭到三次奉旨毁板撤经，仅存７８２３0块。龙藏经板刻成后，初存于故宫武英殿，后因取印不便，于乾隆后期迁入柏林寺存放，由僧录司和柏林寺住持共负保护之责，仍由内务府监督，得到了妥善的保存。 解放后，柏林寺及龙藏经板由北京图书馆接管。“文革”期间，经板被从大殿迁出，置于寺外临时搭建的五间大棚之内，被一层摞一层垛放，高达三四米，编号全被打乱。部分棚面缺砖少瓦，开了天窗，导致棚内漏雨、积水。从1966年至1982年16年间，由于受到重压、虫蛀、雨水浸泡等损害，部分经板已朽烂。1972年此种情况反映至国务院，华国锋总理批示：妥善保存经板，请文化部解决。于是黄镇部长和国家文物局任质彬局长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未采纳将经板移置南京金陵刻经处的提议，决定经板保留在北方。柏林寺负责看管经板的宋克夫多次呼吁要改善经板的保存环境。1982年6月份，北京市人大常委副主任武光、范瑾、杨春茂等三人，认为经板的保存环境恶劣，向北京市市长焦若愚反映。市长批示要把经板转移到条件好的地方，并限期完成。根据市委、市政府的指示，1982年7月3日，市文物局为了抢救这批珍贵文物，成立了经板搬迁领导小组，决定将其移入智化寺存放，具体事务由智化寺的负责人杨文书同志负责。智化寺建于明英宗正统九年（1444年），原为司礼监太监王振的家庙。1961年被国务院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搬迁工作自7月16日开始，杨文书同志带领二人负责从柏林寺运出经板，崔占奎同志带领二人在智化寺安置。当时时间紧，任务重，正值雨季，府学胡同卫戍区警卫连四十多人也应邀参加了搬运工作。8月14日，柏林寺的经板全部转移到了智化寺。保存较好的经板存放在智化门、智化殿、如来殿和大悲堂，损坏的经板则在如来殿后面搭建铁棚存放。经统计，78230块经板中，完整和比较完整的经板为74792余块，已有3400多块被毁（包括已损坏及运输过程中的损伤）。 国家文物局文物出版社的孙关根先生在北京图书馆徐自强先生的介绍下，为了利用文物的价值，萌发了重印经书的想法。1987年2月，文物出版社主动和智化寺联系，计划利用龙藏经板重新印刷经书。智化寺由于年久失修，面积狭小，经板堆积存放占据了各个大殿。这既不利于经板的保护，也给古代建筑带来安全隐患。经过几次协商，两家达成了协议。当时文物出版社还与北京卫戍区某部草签了关于搬运经板的协议；与大兴韩营古籍印刷厂草签了关于刷印《乾隆版大藏经》的协议；与浙江杭州富阳宣纸厂草签了印书用纸的协议；与北京佛教协会广化寺和白塔寺文管所分别草签了借用底本的协议。 1987年8月19日，由大兴某部队预备役一个连的官兵及文物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开始运送经板。因智化寺在小胡同中，大卡车无法开进去，就用小型的卡车装运。搬运工作于当年9月25日完成。 1987年12月23日，重印《乾隆版大藏经》的首发式在人民大会堂西藏厅举行。12月27日又召开了座谈会，知名人士赵朴初、周绍良、季羡林、彭思奇等出席了会议，对利用龙藏经板印刷大藏经这一盛事给与了高度评价。 如何解决损坏经板造成的内容缺失呢？由于白塔寺有一部完整的《龙藏》，通过比较核对，采用照相制版的方式来补充经板损坏处的内容。此外还利用了广东潮州开元寺藏本、广化寺藏明《北藏》，这样又印刷了大约78部经书。1990年6月，《乾隆版大藏经》全部印装完毕。之后，龙藏经板得到了妥善的保存。 在新的历史时期，龙藏经板焕发出了新的青春。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