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是97亚洲金融风暴十周年,能不能简明说一下到底怎么回事?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由索罗斯为首的国际炒家们引发。他们先看准泰国内部经济发生问题，金融机构过分投资于房地产，以致出现大量坏帐，于是抛售泰铢。泰国政府一度企图还击，甚至要求国际援助，但最终泰铢仍宣告失守，在汇率自由浮动下一贬再贬。 1997年索罗斯在东亚转了一圈，转到哪，哪里就跟着遭殃，泰国、韩国、马来西亚、印尼，一个接一个陷入金融危机而导致经济危机直致经济衰退。日本、新加坡、香港也一样没有好日子过。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货币，除了台湾新元稍好些，也都跌得鼻青脸肿。孤独挺立的港元成了旷野里的一只兔子，随时都是盘旋在头顶上的老鹰的美食。挟着东南亚大胜的余威，炒家们已经在1998年初和年中狙击了几次港元，但都被港府击退。香港守住了汇市、利息市场和证券市场，损失却惨重，经济也跟着陷入衰退。与美元固定联系的港元汇率却始终是索罗斯等炒家们的目标。 自从1997年香港政权移交后，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炒家把香港当成靶场，每隔数月就带巨资空袭香港金融市场，并透过声东击西手法，以狙击港元在恒生指数期货市场攫取暴利。 众所周知，香港是亚太区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而联系汇率便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基石。港府一再声明，将坚守联系汇率不动摇，投资者和香港市民也从来没有怀疑过港府的决心，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政府多次表示，将不惜一切代价，支持港府保卫联系汇率。然而炒家们总觉得联系汇率并没有想象的那样强大，总有一天会被他们击破，就如同他们迫使泰铢和台币等货币贬值一样。自1997年10月开始，炒家几乎利用了各种机会，挑战联系汇率，但均被港府一一击退。 从1997年5月开始，索罗斯狠施连环计，即通过外汇市场、股票市场和期货市场的互动作用，利用现货和期货两种工具，多方设下陷阱。整个狙击过程是一个三部曲。第一部是准备期，炒家们低息借入港币，作为弹药，并在期货市场上抛出港币，同时沽空期指；第二部是造市期，一旦外围市场出现有利于炒家的机会，便大肆散布谣言，疯狂抛售港元，迫使港府“挟息”，造成恒生指数暴跌，甚至借货抛空股票；第三部是收获期，当恒生指数暴跌时，淡仓合约平仓，炒家们带钱离去。这样的连环计，可谓万全之策。如果港府不“挟息”，炒家们便趁机借入更多的港元弹药，以备下次作更大的冲击。如果港府“挟息”，炒家们的计谋立即得逞。5月底，香港期指市场的未平仓合约多达8．3万张，是1987年股灾以来的最高位，这引起了港府的高度重视。 炒家们的连环计能否得逞，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是，要得到港府的“配合”。按照炒家们的逻辑，港府一贯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又要捍卫联系汇率，因此港府通过“挟息”这一招应付炒家自然是天经地义。 就港府方面而言，尽管已化解炒家们三次冲击，但仍忧心忡忡，炒家有如饿狼，挥之不去。为了彻底摆脱困境，使香港经济尽快能从亚洲金融风暴中复苏，必须开出一剂猛药，根治炒家们对联系汇率的炒作。有关的策划紧张而秘密地进行着，务求十拿九稳，而港府的杀手锏，正是利用了炒家的轻视。港府认为，“积极不干预政策”，并不等于放任自流，称“入市干预并非因香港不愿接受货币发行局制度下所产生的经济调节，我们早有准备及有能力忍受这些经济上的痛楚，但有人操作货币市场，并同时散布恶毒的谣言，令经济调整带来的伤痛更严重”。港府承诺，当炒家操纵港汇的行动平息后，港府会撤离股市及期货市场，让其找到自己的平衡点。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大炒家于1998年6月开始策划了对香港金融市场的又一轮冲击。他们的周密部署令人心悸。首先为了在香港股票期货指数获利，国际炒家在二三个月前就开始不断累计大量期指淡仓，约几万张，并继续增加持有数量。当时的恒生指数在9000点附近，炒家企图将8月恒生指数打压至7000点以下，以恒生指数下跌1个点淡仓便获利50港元计，下跌2000点，每张淡仓和约就可获利10万港元，如果炒家持有1万张淡仓和约，便可获利10亿港元。 到8月份期货结算前夕的27日，特区政府摆出决战姿态。这一天开市未几，港股便呈狂沽之势，政府在期货市场的战术仍是保8月压9月，在现货市场则是全面托价，33只恒指成份股的买盘几乎全部来自政府。至收市前夕战况空前惨烈，卖盘排山倒海，政府照单全收，最后15分钟的成交金额就超过80亿。经过１４天的较量，终于打碎国际大鳄的如意算盘，也粉碎他们“战无不胜，闯遍亚洲无敌手”的神话。香港经济运行的历史和现状会告诉每一个中国人，坚定信心的地对索罗斯喊一声“不！”。这场战役的指挥者，正是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长曾荫权，他在总结战况时，只说政府的行动“使炒家无法得逞”，没有用胜利一词。自由的金融市场，如同好时光一样成为人们追求的理想目标，但自由不等于放任，更不等于任人宰割，坐以待毙，这是近年来国际金融危机频生得出的教训。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