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赵昌文: 高质量发展需要金融与实体协同

第一财经   2018-01-15 00:22

[摘要] 十九大之后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为此,在宏观政策取向上也有很多新提法、新亮点。

十九大之后的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为此,在宏观政策取向上也有很多新提法、新亮点。

如何理解和把握这些新提法的核心内涵?对于多年来一直强调的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我们该如何准确认识?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后,过去多次在党的报告中提及的“新型工业化”一词有什么新的内涵?警示经济风险是近五年来历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不变”的关注点,今年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提法跟往年有何差异?金融业又该如何服务于实体经济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围绕这些问题,财经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研究员赵昌文。

图为赵昌文

高质量发展主要解决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财经: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内涵?

赵昌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高质量发展给出了一个总体的概括。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在实践中,我们可以综合以下两个视角和方法,对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内涵进行把握。

一是“从反面看正面”的逻辑。通过识别经济社会发展中突出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来界定高质量发展。比如,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风险过度积聚、环境污染严重、创新能力不足都不是高质量发展;反之,促进共同富裕、防范化解风险、创新驱动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就是高质量发展。

二是“以人民为中心”的逻辑。以是否有利于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否有利于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是否有利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标准,作为判断是不是高质量发展的基本依据。凡是有利于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发展就是高质量发展。

财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8项重点工作。其中,首项工作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您如何理解两者更深层的关系?

赵昌文:高质量发展需要提高供给体系质量,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这就需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具体来说,目前比较紧迫的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继续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破除无效供给,清理“僵尸企业”,强化环保、市场监管约束,推动化解过剩产能。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防控金融风险,积极稳妥推动经济去杠杆,使宏观杠杆率得到有效控制。加快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完善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深化金融、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等领域改革,降低实体经济成本。着力补齐软性基础设施方面的短板。

在制造业方面,需要以建设制造强国为载体,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在新一轮工业革命,需要面向新技术发展趋势,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制造业深度融合;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促进制造和服务的融合与协同发展;支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传统产业的存量重组、增量优化和动能转换;培育若干先进制造业群,构建和增强我国制造业的集群优势或产业配套优势。

在生产要素方面,因为要素质量决定产品质量,也决定着产业发展质量、供给体系质量和整个经济质量,所以,要推动要素质量变革,着力提升创新成果质量及效率,提高科技成果市场化、产业化水平,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着力提高金融资本质量及效率。在推动金融与实体经济平衡的同时,通过引入有效竞争、推动金融智能化转型等方式提升金融体系效率,推动金融资源更多配置到实体经济的薄弱环节和重点领域。

财经:您刚才说,以上是比较紧迫的方面,那从长远看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在哪些方面努力?

赵昌文:实现高质量发展,长效机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全面深化改革,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

比如构建市场机制有效的经济体制,一方面,要完善产权制度,培育合格市场竞争主体,使竞争机制有效发挥作用。为此,需要完善各类国资管理体制改革,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市场化,完善地方政府举债约束机制。同时,充分发挥资本市场作用,完善各类所有制企业的产权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另一方面,推进要素市场化,使价格机制有效发挥作用。为此,需要推动资源价格、资金价格(打破刚性兑付)等方面的市场化改革。

从宏观层面看,高质量发展就是速度、就业、价格、国际收支等宏观指标比较均衡的发展,就是比较好地解决了实体经济内部、实体经济与金融、实体经济与房地产三大失衡的发展。所以,要不断健全市场基础设施,为政府有度且有效的宏观调控提供抓手。要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特别是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调控框架,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健全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等经济政策协调机制。

当然,实现高质量发展,还需要建立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配套政策作为保障,包括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等。

稳中求进是治理结构性失衡的现实需要

财经:“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再次被强调,印象中,这并不是次提出,这次“稳中求进”有什么新特点?

赵昌文:“稳中求进”的概念是2011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来的,并把它作为2012年我国经济工作的总基调。此后,无论是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讲话,还是中央有关文件中,多次使用了稳中求进的表述。

2014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稳的重点要放在稳住经济运行上,进的重点是深化改革开放和调整结构。稳和进有机统一、相互促进。经济社会平稳才能为深化改革开放和经济结构调整创造稳定的宏观环境。要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预期和新的动力”。

2016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稳”与“进”的关系作出了进一步的阐释,即“稳是主基调,稳是大局,在稳的前提下要在关键领域有所进取,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奋发有为”。

2017年7月21日在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时,习近平总书记再次重申“要更好把握稳和进的关系,稳是主基调,要在保持大局稳定的前提下谋进。稳中求进不是无所作为,不是强力维稳、机械求稳,而是要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有所作为,恰到好处,把握好平衡,把握好时机,把握好度”。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要长期坚持。并指出,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就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加强政策协同,抓好任务落实,确保经济工作2018年开好局、起好步。习近平同志的讲话和中央文献中关于稳中求进的论述,为我们深化认识和理解这一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和经济工作的方法论指明了方向,从而可以从总体上更好地把握稳中求进的核心要义。

就目前来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要统筹好五大政策支——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不变,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保持中性,结构性政策要发挥更大作用,社会政策要注重解决突出民生问题,改革开放要加大力度。

稳中求进也是治理三个重大结构性失衡的现实需要。实体经济内部供需结构失衡、金融与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与实体经济失衡阻滞了经济循环,降低了经济活力,导致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和金融风险不断积聚。

要治理这些失衡,稳中求进是基本前提。如果一味求进,追求短期经济指标的快速显著回升,在内生增长动力仍然较弱的背景下,就不得不继续甚至更多依赖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依赖房地产投资信贷快速扩张。结果毫无疑问是进一步加剧失衡:“僵尸企业”得不到清理、产能过剩难以化解,过度金融化无法抑制、金融稳定压力和要素“脱实向虚”进一步加剧,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和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增加并存,等等。

新型工业化有新的内涵

财经:我们注意到,在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和十九大报告中,都提到“新型工业化”一词,结合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一论断,你认为十九大报告中所指的新型工业化有什么新的内涵?

赵昌文:新型工业化确实不是一个新概念,但在“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的时代背景下,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新型工业化,既是对过去所提新型工业化的继承,又赋予其新的内涵。

目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给人类生产和生活带来巨大影响。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结合越来越广泛、深入,智能制造、智能服务正在成为全球传统工业和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广泛深入应用,对传统工业化模式提出巨大挑战:一个国家越来越难以主要依靠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优势实现工业化并最终实现现代化。

我国抓住了一个非常有利的时间窗口,在工业化和经济追赶上取得巨大成就,但目前尚未完成工业化,整体技术创新能力仍不够强,多数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仍不够强,整个经济的综合实力仍不够强,需要进一步实现产业价值链升级和竞争力提升。因此,我国提出“中国制造2025”和“互联网+”等战略,目的就是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全面推进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互动、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的融合互动、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互动,努力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的转变,最终完成中国制造由大变强的战略任务。

财经:新型工业化的提出,跟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有什么关系?

赵昌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我国工业化也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主要是工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不平衡、产品供需结构不平衡、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同时存在工业大而不强、创新能力总体不强、系统集成能力不强、关键技术对外依存度较高等问题。在新时代推进新型工业化,必须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在具体实施中,除了要坚持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共享发展之外,也要在协调发展和开放发展上下功夫。

在坚持协调发展方面,要努力推进“四化同步”、产业融合和综合效益不断提升的新型工业化。我国现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200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200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

所以,新型工业化必须结合中国实际,不断探索“四化”同步发展的路径。比如,如何以工业化为基础推进城镇化即产城融合发展而不是人为“造城”,如何把产业发展与人的城镇化有效统一起来,如何通过工业化延长农业产业链、提高农业附加值和效益等,都是需要探索解决的问题。

在坚持开放发展方面,要努力推进比较优势不断提高、产业分工不断完善和合作共赢不断增强的新型工业化。世界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目前大多数国家尚未完成工业化,相当多的国家甚至还没有开始大规模工业化。要将中国的新型工业化放在全球经济分工合作的坐标系中去看待,始终坚持开放发展、共赢发展。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合作,既向它们提供中国技术、中国经验,又增强我国要素资源优势;加强与发达国家合作,既提高全球价值链的包容性和分工效率,又推进我国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

当前,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在更大范围配置资源,这正是工业化进入新阶段的表现。未来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深化产业开放合作,使工业化的过程成为中国企业提升全球竞争力的过程,成为对全球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的过程。

防范金融风险目的在于跟实体经济协同

财经:这次会议提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其中又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放在首位。并明确指出,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要服务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促进形成金融和实体经济、金融和房地产、金融体系内部的良性循环。为什么要特别强调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

赵昌文:这其实涉及比较深层次的产业体系协同发展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在“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部分明确提出,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

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又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因为实体经济是我国经济的主体,是我国经济发展、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本质上就是把生产要素与经济增长协同起来。

具体到实体经济与金融发展,因为存在某种程度的不协调和“脱实向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金融与实体经济报酬结构严重失衡。近年来,金融企业利润不断高涨,根据工业企业和金融企业所得税的匡算,2016年前三季度,金融业利润约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的1.3倍。金融类上市公司净利润占全部上市公司净利润总额超过50%。受此影响,创新要素“脱实向虚”,互联网金融热、资本运作热、就业金融热较为明显,不利于创新驱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其次,宏观杠杆率快速上升。金融创新泛滥,过度金融化、金融自娱自乐、资金空转现象较为突出,金融风险不断积聚,实体经济发展的金融安全基础受到一定威胁。

此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不强。尽管金融体系规模快速膨胀,但金融资源特别是增量金融资源难以配置到实体经济中。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镜像反映,无论是金融与实体经济报酬结构严重失衡,还是宏观杠杆率快速上升以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不强,都充分说明,实体经济与金融发展不平衡,金融业强大的“虹吸效应”极大地削弱实体经济发展的根基,这需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所以,需要推动金融与实体经济、房地产与实体经济再平衡,消除金融和房地产的“虹吸效应”。一方面,要积极推动金融业薪酬激励机制改革;另一方面,要充分考虑到房地产市场特点,紧紧把握“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深入研究短期和长期相结合的长效机制和基础性制度安排,建立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

按照现代增长理论,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技术、资本和劳动;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而劳动分工及专业化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及其配置则直接决定着创新的效率。所以,除了要处理好实体经济与金融的协同外,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实体经济与人力资源之间的协同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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